第(2/9)节 国民族精神的东西视而不见，却对影片客观侧面体现出来的百分之一的贫穷现象大加渲染，硬说这是丑陋的。

    贫穷就是丑陋吗？与其说外国人想看中国丑陋，倒不如说某些中国人从心里看不起自己的民族。子不嫌母丑，犬不弃家贫。为什幺住窑洞、吃高粱米、穿粗布衣就是丑陋？再穷的人一样可以焕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，黄土地上的中华精神是最美的。

    中国人中的一部分人，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，具有内心自卑又好面子的劣根性。日本人研究中国研究了几个世纪，他们的判断是非常毒辣而精准的。

    他们当年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。中国近代贫穷的太久了，中国的中下层民众有种潜意识的自卑情绪。以至于国家稍微好一点，很多人就把贫穷和丑陋联系在一起了，好象拍了农村人的穷样子就是丢了中国人脸一样，这种狭隘的观念在民间一旦泛滥，其结果就象日本人自己当年盲目模仿美国大片一样，会产生一种潮流——放弃中国本民族的文化精髓，却模仿所谓的现代文化，拍所谓的商业现代电影。

    第五代转去拍都市片，正是他们计划的最终目的。对张一谋等人来说，商业都市片比《红高粱》容易赚钱一百倍，但是艺术含量却不值得一提。而这种单个片子再赚钱，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电影工业，影响也不会太大，所以日本人这个一箭双雕的计划，应该说阴谋得逞，相当成功。

    也难怪石原正行以他祖父的这个计划而自矜。他这次来，带来了日本电影艺术大学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，有心要压倒中国年轻一代的电影人，可谓信心十足。

    ……虽然没有得到易青和孙茹等人的推荐，杨娴儿还是自己去帮罗纲问了问郑教授，能不能在老教授现有的三个研究生基础上再加一个旁听生。

    结果可想而知，连同送去的厚礼一起被送回来的只有两个字：不行。

    中国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考核制度，如果有钱有势就能做大艺术家们的门徒，那还不乱套了？

    于是，罗纲只好透过杨首长的关系，走通了电影学院行政管理人员的门路，到摄影系的大三本科班进修。

    凭心而论，以罗纲在摄影方面的造诣，跟本科生班确实有点屈才了。不过电影学院在校最高年级就是大三，因为各系学生一到大四，就出去拍戏实习了。

    这一天，罗纲下了学，去美术系找了杨娴儿一起去食堂。

    两人刚刚走下教学楼，就看见石原正行正背着手，怡然自得的在教学楼下走来走去。

    石原看见罗纲，露出老友重逢式的欣慰笑容，大声的对罗纲道：“罗纲桑！好久不见了，我是石原！”说着，他向杨娴儿鞠了一躬，用有点生硬的中文彬彬有礼的道：“美丽的中国小姐，请允许我自我介绍，我叫石原，是罗纲桑在艺能大学的同窗兼好友。”万众瞩目的第十一届北京高校国际电影节终于开幕了。

    跟去年的南美电影节和前年的意大利电影节相比，今年包括电影学院在内的各个高校参与的激情高涨。

    整个海淀区学府路，到处都是鬼子来了的传闻，电影学院学生们连去饭馆吃饭，都常常会收到老板们请得送得一碟花生米，一碗鸡蛋汤什幺的。没什幺好说的，就是支持孩子们打鬼子，就好象当年踢亚洲杯，中国队踢日本队，一条街的酒水都免费一样。

    ……十月十五号这天，电影学院的地下停车场象开了一次车展。

    为了确保客人们的停车场地，这天所有本校师生的车子都不能进入自己的停车场，自己去外面找地方。

    上午八点开始，各国参赞的座驾纷纷进入电影学院。

    九点，各高校代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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